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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同仁论文:19世纪下半叶法国农村的变革以及传统农民向现代人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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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法国农村的变革以及传统农民向现代人的嬗变

许 平 《世界历史》1994第二期

    19世纪40年代,英国政治家迪斯恩里在游历欧洲后这样描写法国城乡人口差距:"他们之间没有交往没有同情,彼此不了解各自的习惯、思想和感情,好像生活在不同地区或不同星球上的人"。 但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与法国农业向现代商品农业转化同步,法国农民也在实现其自身从传统农民向现代人的演变。社会发展的主动者人的演变是社会变革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它从人的生产活动、社会交往、思想观念和政治文化演变的角度,揭示了整个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嬗变更新的深刻内涵。

    物质生产能力的增长是农民个人或农民阶层发展成长的基础。在向资本主义农业转型的历史时期,农民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突出地表现为广大农民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能力的普遍增长。

    在l7、18世纪法国农业商品化萌芽发展时,首先是法国贵族对此做出反应。贵族们掌握着远远大于其个人消费所需要的土地所有权,因此向市场的转变"由唯一能从新经济形式中获益的大地主们推动"。 然而,法国贵族向商品化农业转化方式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并用封建的手段榨取更多的农产品,然后把这些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 这种不同于英国乡绅的经营方式在法国造成了不同于英国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一方面贵族依靠土地所有权和封建特权占有农民的经济盈余到市场上去交换,挥霍掉交换活动所带来的利益。这种经济活动的后果可以使贵族乡村、城市或凡尔赛宫的声色犬马的生活更加骄奢狂热,却与农业再生产的过程基本无涉。另一方面,在贵族的土地上耕作的佃农的剩余产品,甚至包括因生产增长而增多的剩余产品,几乎全部被商品化刺激而欲望大增的土地贵族夺去,佃农只能维持最低水平的自给自足的生存和最低水平的农业再生产。即使是自己占有土地的农民,因占有土地很少,剩余产品不多,也很少能走进市场。更何况贵族的封建特权常常使农民在产品交换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样一来,大部分的交换活动都由不参与生产过程的贵族来完成。生产者农民几乎不进入流通领域,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与农产品的流通过程脱节,产品的交换活动不能给生产以新的刺激、新的推动和新的导向,这样的商品交换活动也就不可能瓦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只有生产者与市场发生直接联系,生产者进入流通领域,这样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才能使自然经济走向解体。

    法国大革命废除了土地贵族的封建权利,消除了横亘农民与市场之间的障碍,又使得广大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增加扩大,为农民直接进入市场扫清了道路。但"大革命对农村经济的改造很少,直至19世纪中叶,土地结构、生产技术和生产率没有根本性变化"。 的确,从农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19世纪前半叶是一段相对静止时期,这是一段无声无色无花无果的历史时期,正是在这相对平静之中,法国农民通过静悄悄的劳动,使生产力日积月累地更新和发展,为19世纪下半叶的显著变化储存了力量,积累了条件。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反映农民物质生产能力的增长。而这一点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增长至关重要。"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 革命解放生产力,农民的劳动热情大增。l9世纪前期,尽管农村中贫困和饥馑的生存危机普遍存在,农业生产率还是有较为明显增长。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卡隆引证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1840年统计,小麦每公顷产量是9.5公担,黑麦的产量是7.2公担,"这一数字对18世纪的作者来说是难以置信的"。 如说农业产量无常,那比较当时标准所划分的丰歉年的单位产量还是可以看出明显的增长趋势。l826年丰年的每公顷平均产量是12.18公担。在1835年的中等年景、单位面积产量增长到13.43公担。同时期巴黎盆地的每公顷产量甚至达l6.7公担。 又一位法国经济史学者F.洛朗也提供了这方面的数据。黑麦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由 1815-1820年的5.1h1(百升)增至1840年的5.4h1及l 880年的6.7hl。小麦的单位产量由1815年的10.5hl增至1880年的l5hl,增长??40%。 虽然上述两泣学者采用的计算单位不同,也尽管当时法国的农业生产率还低于欧洲其他许多国家(80年代欧洲许多国家的小麦平均产量是20hl, 法国只有15h1)。但上述数字揭示了这样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即法国的农业生产率在增长,法国农民的物质生产能力在提高。

    一般来说,生产率的增长与商品率的增长成正比。农民劳动生产能力的提高表明农民商品交换能力也在提高。由于生产的增长,至l9世纪中叶法国农村的"生存危机基本结束", 这是农村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此后,法国农民,包括中小农超过其个人生活消费和再生产资金的生产节余越来越多,在日益增强的市场需求的刺激下,就有可能越来越多地走进市场。1852年100名成年农业劳动者可供养459人,1882年,尽管饮食水平提高,100名农业劳动者可以供养590人了。 由于生产水平提高,1850一1875年维持农业劳动者个人家庭生活所必需的土地,不包括轮作因素,由高地2.50一2.80公顷和平原2公顷的标准,降至高地1.8公顷、平原1.2公顷,维持起码生存所需土地下降40%。 维持生存所需土地的减少意味着进入市场的农民增多,因为占有超过这一最低水平线以上的农民都可能或多或少地与市场发生联系。

    那么法国农民的个体和总体卷入商品生产的水平究竟有多高?笔者迄今还未见到有关的具体材料,但可以根据其他材料做出判断。据1862年对全国3226000位土地经营者的耕种面积统计,耕地10公顷以上的总计占耕种者的25%, 以前述维持农民家庭生存所需的土地数字为据,这些占地10公顷以上的农民是有能力为市场而生产的。另一材料记载"1882年约有80一90万人习惯性地在市场上出卖剩余,这意味着其余占农民总数四分之三的人未完全卷入商品农业"。 这四分之一经常在市场上出卖产品的生产者与耕地l0公顷以上的占总数25%的耕种者之间不可能没有内在联系。许多材料表明,大农场主通常是革新的先行者。由此推之,占经营者总数四分之一、占地一半以上的大生产者首先转向资本主义商品比生产,其余四分之三的农民也或多或少地进入了市场。

    地方市场的增多也反映了广大农民普遍的交换活动的增长。以不甚发达的多姆山省为例,"1903年全省有172个每年一度的市场。其中44个据说是自古以来就有,21个建立于1850年以前,14个是在1851-1870年出现。随后出现高潮,187l一80年涌现39个新市场。138l一90年增加21个市场,1891-1903年又增加33个"。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70年代以后,市场增加速度明显加快,这一现象说明农民与市场建立了更广泛、更密切的联系。"农妇们不再是每年五六次跑市场。开始每周一次去市场出卖家禽或牛奶制品,新的现金收入逐渐使她们成为市场上的消费者,购买曾经是家里制作的或者根本不曾有过的奢侈品:鞋子、围巾、雨伞、衬衣、咸鱼和鲜肉"。 许多中小农在附近市场出卖为数有限、但日益增多的农产品,而经济力量强大、生产剩余多的一些大的农场主已把他们的经济活动转向亚眠、鲁昂和巴黎这样大的中心城市。他们之中有的把其产品卖给中间商人,有的甚至直接通过铁路到大市场出卖粮食,进入流通领域,成为完全意义的商品生产者。

    以物质生产能力的普遍增长为基础,广大农民频繁的、普遍的、日益增多的商品交换活动改变了生产者与市场不发生直接联系的自然经济的市场流通结构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在从事新的经济活动和新的生活实践的过程中,农业生产者本身的社会生活和思想面貌各个方面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他们不再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的"劳动者了。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中,自给自足的经济不需要交往。生活在闭塞的农村公社里的法国农民安土乐居,乡村居民之间和乡村社会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流动和交往非常有限。农民与外界联系的正常地域范围是25公里,即农民步行一天可往返的路程。以婚姻状况为例,在全国农村中,特别是在布列塔尼、中央高原、阿尔卑斯和比利牛斯这些山地地区,公社内部的通婚现象普遍存在。在洛泽尔省(Lozere)勒布雷马尔(1e B1eymard),1811一1820年近三分之一的婚姻双方的原居住地不超过1公里,很少有超过20公里的居民联姻。 "一个家庭几乎包括公社内部居民"。有学者评论道:"乡村中没有朋友,只有亲戚和邻里"。 它生动地说明了以婚姻为纽带的血缘关系和以地域条件为界限的邻里关系构成了乡村中的主要社会关系,它反映了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的社会关系特征。此外,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家长制统治盛行,传统农业社会的精英是农民经济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主宰,农民没有独立的人格。至40年代。布列塔尼的农民还保留着吻父亲的手臂和在主人面前下跪的家长式统治的礼节。

    经济活动的增多必然使农村社会内部的关系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公社成员之间,农户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越来越普遍,彼此的关?狄睬飨蚋丛踊?。??1862年统计,只有占乡村劳动者总数24.7%的土地所有者依靠其土地作为唯一的生活来源。占劳动者总数8.8%的土地所有者除自己占有土地,还租种他人土地;还有15.4%的农民身兼土地所有者和雇佣工人两种身份;2.8%的农民既是土地所有者又是分成制佃农;其余40.3%是雇佣工人,5.3%和2.7%是佃农和分成制农。 雇佣关系、契约行为在农村中普遍存在。农民经济联系的增多还体现在家庭内部,虽然《拿破仑法典》规定子女享有平等的继承权,但这一法典只在中部地区得到较为彻底的实施,因为法典的这条原则与在那里盛行的传统的罗马法相符合,在东北的大部地区也得到贯彻。除此以外的其他地区利穆赞、布列塔尼和阿尔卑斯地区还是保持长子继承的习惯。继承了土地的长子对同胞的生活负有一定责任,他们有的把自己的一小部分土地抵押给同胞,或把他们雇为家庭内劳动力,还有的即使家道殷实,也把其子弟送到另一农户去打工,或租种别的农户的土地,自己则另外雇佣佃农或农业工人。商品经济的原则渗入了农民家庭和个人关系之间,农民彼此之间的关系复杂化。

    进入19世纪下半叶以后,有三件事情对于农民的身心解放、独立意识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由于城市生活的刺激,许多土地所有者包括七月王朝建立之后返回乡里的原土地贵族离开农村,定居城市,成为"不在地主"(Absenteisme)。这样,土地所有者对佃农和雇工的个人接触和个人控制势必减少。租佃人仅仅是按约交纳租金。在土地所有者与大的承租人(实际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之间、大承租人与小佃农或雇工之间,土地所有者与小佃农和雇工之间发展起一种纯粹现代的"现金交换"(Cash Nexus)的关系。传统的人身控制、人身依附不复存在。其次是移民运动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离开农村迁往城市。1852-1882年农业雇工减少130万,其中100万离开农业,其余的成为独立农民。 移民减少了农村的劳动力供应,这对于遗留在农村的人们来说,不啻为一个改善其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极好机遇。他们不仅渴望得到更多的土地,而且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趋向紧张,使他们在与雇主的经济交往中处于有利地位。他们可以向雇主要求高资,甚至可以根据受雇条件好坏而选择雇主,从而减少了对个别雇主经济上的依赖。这种情况在经济发达地区比较普遍。农场主与农业工人和佃农之间的关系因此更加雇佣化、商品化了。再有,随着农业向资本主义方向转化,市场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农民生产和生活的依托。市场行情的好坏、市场规模的大小及价格的高低决定着他们收入的多寡和生活水平的高低。频繁的商品交换的经济实践,一方面使农民懂得了其自身劳动的价值以及实现其劳动价值的途径,促使他们把对传统社会的个人依附意识转变为对非个人的市场力量的自觉服从。另一方面,农民与市场之间的新经济关系也冲击着传统社会中束缚在农民身上的那种非自然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农民愈益成为参与市场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表明中世纪那种土地贵族个人决定农民命运的时代已经逝去。从前仰人鼻息的中世纪的农奴转变成为了卷入现代市场经济的农民。

    经济交往的增多也促进了社会流动。法国农民不再是局限于狭窄的地域范围,困守田园,老死山乡,其社会活动范围大大扩大,形成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网络。再以择偶范围为例,1851年加莱海峡省的25个乡中,只有9%的夫妇双方来自同一个公社,41%来自同一个乡,22%的夫妇来自同一个行政区,15%的配偶来自一个省份,只有13%的夫妇是来自外省。 这些数据还不够理想,它说明婚姻选择还有一定的地方性地域性的色彩、但较之前述19世纪初山区省份三分之一的夫妇双方原居住地不超过1公里的状况相比,无疑是大大进步了。

    法国农村中社会交往方式的变化也反映了农民社会生活的变比。以往在法国农村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夜间聊天的习惯。几户乡邻或朋友全家,不分性别长幼,在冬日的晚上每天或每星期几次聚集在一起,共一烛灯光和一堆薪火,妇女们做女红,男入们谈天说地.一来消磨漫长的冬夜,二来节省燃料和烛火。聊天的内容除男耕女织的生产经验之外,主要谈论过去。古老时代的传说童话,贵族时期的如烟往事,大革命时期的风风雨雨和街坊邻居的趣事轶闻,都成了夜间聊天经久不息的话题。夜间聊天是现代化以前法国农村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特色。

    当农民经济重心转向市场以后,社会交往的中心也自然而然由乡间茅舍和陋室向市场迁移。70、80年代,夜间聊天在各地普遍减少,至90年代只有最贫困落后地区还保持着这一习惯。即使还存在着的夜间聊天,在形式和内容上也都发生变化。年轻人与老年人分开,在较以前大为舒适的农舍里,甚至在咖啡店和小吃部里编织、打牌、娱乐乃至谈论政治。夜间聊天这-乡村社会的古老习俗,作为传统农民交往的主要方式失去了原有的维持传统社会的意义。与此同时,市场的社会作用与日俱增,成为经济交往和社会交往的中心。农民通过市场与外界发生联系,他们来这里买卖商品,交换信息,听取新闻,议论时事。有些农村人即使不买卖东西也要到市场集市走一走,逛一逛,吃点酒菜,听取新闻。这里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在卡尔庞特腊(Carpentras)的街道旁,"十几个农民围桌而坐,旁边放着主食,喝着咖啡。一位似乎是来自城里的英俊的年轻人大声朗读着《君主主义报》。他几乎每一句都停下来,用普罗旺斯方言解释着,他赢得了欢呼和掌声"。 前所未闻的思想、农村以外的信息、其他市场的行情,甚至包括衣服穿着的新时尚和农田耕作的新技术等等就这样通过市场的媒介传入农村,首先影响着居住在市场中心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然后遍布开来,缓缓地深深地改变着法国农民的精神面貌,改变着法国的乡村社会。

    农业劳动者社会活动范围越大,社会交往方式越社会化,就越有利于他们摆脱以对自然界土地的依附和对其主宰者人的依附为内容的双重依附关系。因为生产商品化、经济生活多样化使得农民不必单纯取之于土地,市场和土地同时在农民的生产活动中发生作用,且前者的意义越来越大于后者.这就改变了农民完全依赖于土地的窘迫局面,造成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削弱。此外,因现代的商业活动增多而造成的社会交往的扩大,打破了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壁垒,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交叉渗透,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从属关系因而淡化。而多层次多方面的社会交往,扩大了农民的视野,冲击着农民对某个个人的经济上的、精神上的乃至心理上的依赖关系。正是在这经济活动增多、社会交往扩大、社会交往方式变化的过程中,农民从传统社会的种种束缚中挣脱出来,实现自身的解放。

    19世纪前期的法国,特别是法国广阔的乡村还没有融为有机的一体。

    当时流行于法国西南部的一首民歌这样唱道:"每块土地有自己的冲突;每个乡村有自己的风貌;每个村庄有自己的方言;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音;每座房屋有自己的规模。" 经济联系的缺少,语言、文化相思想观念的不同,使法国农民在很大的程度上游离于在血缘和地域等自然共同体基础之上,以经济和政治的一致,以及语言、传统和宗教等文比化遗产的共性为契机而组成的近代法国民族共同体之外。城乡之间日益增强的经济联系使农民加入新的关系系统,使得农民的文化背景,包括语言、文化教育和思想观念等方面也发生重要变化,农民开始与现代民族社会融合。

    在法国,民族一体的障碍之一是语言。法国人,特别是法国西部、东部和中南部的法国农民自古以来操几种语言,主要有旺代语(vend6en)、普瓦图语(poitevin)、布列塔尼语(breton)、巴斯克语(basque)、佛兰芒语(flemish)、德语(german)、加斯科尼语(gascony)、贝亚恩语(bear-nais)、卡塔卢尼亚语(catalan)等。这些语言与法语相去甚远,以至于对讲方言的学生来说,"拉丁语并不比法语更难懂"。虽然法语被定为民族语言--国语,但除巴黎附近的香摈、勃艮第、诺曼底和卢瓦尔河流域的一些省外,其他大部分地区的许多农民不懂法语。据官方统计,1863年,37510个公社中,有8381个公社根本不懂法语,约占乡村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许多地方,法语是上层人物的语言,"对工人和农民来说,母语是方言,外语是法语"。不同语言自然而然地造成一种强烈的地方主义认同感。不仅操不同语言的人之间缺少理解,难于沟通,彼此视为异己,而且语言屏障本身在人们之中划出的一个个界限,使整个民族难于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程度实现融合。

    19世纪70、80年代,由于农业更多地转向为市场生产,农民与外界的联系加强,法语普及速度加快。1875年在埃罗(Herault)的学校里,法语正在取代"方言"。1878年,在塞文(Cevennes)地区"年轻人都知道怎样说法语"。1873年,在塔尔纳加龙省(Tarnet Garonne),"乡里人希望其子弟学会怎样用法语读、写、算"。农民越来越意识到使用法语这一民族语言的实际意义。许多农民虽然生活中还讲方言土语,但他们从在市场上听懂几个单词和个别句子开始,逐渐接受法语。这样,法语从北部向东部和南部推进,由沿海和大城市向内地扩展,法语的普及程度大大提高,优美动听的法语终于被绝大部分法国农民作为法兰西民族统一的民族语言而接受了。共同的语言意味着人们在互相交往、信息沟通的媒介方面有了同一性。语言障碍的消除有助于人们摒弃地方观念,形成民族一致的心理,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也因此大大增强。操同一语言--法语的法国农民与现代社会的融合程度也因此大为提高。

    表明法国农民告别贫穷落后愚味无知的另一个标志是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30年代每座有20名以上学龄儿童的村庄就开一所公立学校,即使在偏僻地区也有大部分农家子弟踏入学校大门。1867年全国儿童平均就学率为69.1%,1876年为73.6%。从农村中招募的新兵中的文盲比例从184l一45年的39%,降至1871-72年的19%。80年代初级学校免费教育制度实施后,农村中的就学儿童还在增加,90年??公共教育的地区差别基本消失??

    农民文化水准的普遍提高,拓宽了他们认识了解世界的途径。60年代起,一些廉价的报纸杂志和故事书籍进入农村,冲击着农村中的传统文化观念。80年代,科雷兹的农民在市场买报纸回去阅读。1903年,上布列塔尼的一个1500人的村庄有15人买日报,更多的人在星期天买报纸或杂志。埃罗省的一个千人村庄,1907年有120人读报,1914年已有240人读报。多姆山省的农村19世纪90年代还很少有报纸,到1906年以后,报纸在这一地区已有广泛的影响了。 

    学校里的教育和报纸上的宣传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农民的精神世界,使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以时间观念为例,对传统的农民来说,农忙农闲就是他们劳动和生活的节律,时间的意义微乎其微。一位农妇宁可步行35公里到一个市场上去以14个苏的价格出卖其12枚鸡蛋,也不愿意以12个苏的价格就近卖出。或者宁可等待某一天以20个苏的价格出卖其黄油,也不愿以19个苏卖出。在那时的农民看来,什么都珍贵,唯有时间不值钱。卷入商品生产的实践,使时间对农民来说也具有了新的意义。19世纪末一张法国明信片上的诗画,很生动地展现了这时法国农民的风貌。画面中是一位赶着双轮驴车卖完东西离开市场的农民,旁边有诗曰:
轻车飞过两里格, 物美价廉卖butter。
半日光景就卖光, 天天如此多快活。 

    多么轻松潇洒的诗画1900一1905年,阿维农地区的一位观察者写道,农民开始领会"生产率和时间使用的概念",他们认识到所有的劳动和时间都应带来收益,无益的劳动应该放弃。农民对劳动也有了新的认识,"劳动不再是为了生计,而是为了获得报偿"。商品经济的观念在侵蚀、改造着传统的农民。
农民的视野也在扩展。以往狭窄的地域,劳动的艰辛和十分有限的社会联系,使得农民的目光仅限于天气、收成、生计或村落地区的狭小范围里。新的经济和社会联系、新的语言和教育,以及报纸和书籍把农民的视野带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19lO年,加斯科涅地区的农民"仍然象往日一样谈论天气、收成,但他们也谈论政治和价格"。现在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报纸上刊登的来自远方的消息:墨西哥事件、审判和丑闻、坏蛋和犯罪,以及飞旋的机器"。 农民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国家政治和法律的含义,但他们和民族经济发生了较广泛的联系,就感受到了民族、政治对他们的影响。关于法国农民与政治的关系,因篇幅所限,笔者另有文章,这里不多论述。 

    综上所述,在农民个人物质生产能力、社会交往范围、独立的精神力量普遍发展的基础之上,他们不仅仅是丢开木鞋换上长筒靴,脱下粗布衫换上细布衣、在外貌形象上发生惊人的变化,而且开始了从传统农民向现代人的本质性历史性的演进。在经济上,他们以新的方式经营自己的土地,往来于村庄和市场之间。与乡村以外的世界发生越来越多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联系;在政治上,他们人数众多,掌有大部分选票,注视、关心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对切身利益有直接影响的国家或地方的政治;在文化上,他们进学校学文化,读书看报,讲习法语,力图了解外部世界;在社会交往上,他们减少了对传统农业社会精英的依附,不必再仰人鼻息、委琐胆怯,个人意识不断发展;在思想观念上,也经历着从传统农民变为商品生产者所必需的相应的转化。虽然上述这些变化因人而异、因地区而异,而且不论就农民阶层整体而言还是农民个人的个体而言,变化的过程还远没有完成,但是,法国农民在创造参与新的经济生活的实践中所产生的新的观念、新的语言、新的交往方式以及新的素质说明,法国农民正在向自己的过去告别。一代新式农民呼之欲出!一个全新资本主义乡村世界在社会变革与农民自身变革的进程中出现。


[本文作者许平,l953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