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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同仁论文:侨社、侨情与侨联:新形势下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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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社、侨情与侨联:新形势下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的机遇与挑战

 

吴小安  北京大学

 

(注:载《亚太研究论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辑。本文为非校对稿。)

 

前言

本文原为2013年1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年度会议”(以下简称“侨史学会”)的特邀学术报告。原题为“新形势下侨史学会的机遇与挑战:一位学者的观察与思考”。是次发表,除了个别地方技术性改动外,正文内容基本保持不变。这里,我想做两点说明。

 

其一,报告的主题“新形势下侨史学会的机遇与挑战”,应该由兼任侨史学会会长的中国侨联林军主席,或者常务副会长李卓彬副主席来谈,才会更顺理成章、更名副其实、更恰如其分。所以,为免喧宾夺主之嫌,这里我特地加了一个副标题:“一位学者的观察与思考”,明确我的报告是以一位学者的身份和视角,结合华侨华人问题来探讨这个课题。由于问题牵涉到方方面面,加上时间的关系,我的报告只能是概括性的,有时甚至是高度概括性的,不可能专门、深入地阐明某一问题,这里先敬请谅解。

 

其二,报告选择侨史学会作为切入点,是因为我觉得侨史学会是一个非常宝贵、非常重要、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平台和架构。说是独一无二,不仅因为侨史学会是一个有三十多年历史的、全国性的专业团体,而且因为侨史学会是难得地兼容了中央与地方、官方与学界的专业团体。在推进华侨华人研究、扩大对外交流的共同事业中,如何更好地认识、如何恰当地定位、如何有效地加强和发挥侨史学会这一重要平台和架构,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的报告只是谈一点自己个人的心得体会,但愿能够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新形势

就新形势而言,我认为,至少有五层含意。第一,是指中国在全球已然崛起的新形势。第二,是指十八大强调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结构转型、实干兴邦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第三,是指2011年侨史学会换届以来一系列制度化新举措、新气象的新形势。第四,是指侨史学界面临代际更替、严重断层的新形势。第五,当然更包括侨社侨情已然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新形势。用一句话概括,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历史性、战略性的时代节点上,因而需要我们审时度势,统筹协调,从战略性高度,认真地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全面检视和深入研究新侨情、新侨务理论与实践、新侨务观和中长期发展战略。

 

从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新形势下,如下最突出的特征是判断我们统揽侨务全局的基本前提:其一,中国不再是闭关自守、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而是跃居为世界第二的大国。同时也要看到,国际形势与周边态势,并不乐观;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仍未实现,在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结构升级与文化软实力等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发奋图强,苦练内功,强身固本。其二,华人移民不再是一味地单方面、一边倒地去国出洋谋生,而是已经积极回流,服务国家战略,追求事业发展与个人价值的实现,并且呈现出双向、常态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三,中国目光不再一味地瞄向发达的西方国家,向西方学习,也不再一味地重视安全、政治与经济等传统领域,而已经是从战略上越来越重视亚非拉市场的积极开拓,越来越关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战略重要性,越来越重视人文领域的交流。新形势下,一方面,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实现中国民族复兴的宏伟大业中,始终是一支非常宝贵的战略资产;另一方面,华侨华人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尤其是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周边外交,始终是一支非常宝贵的重要资源。上述两者之间互动发展,如何形成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是摆在我们全面深化改革过程面临的制度化重大挑战。

 

二、侨社侨情

就侨社侨情而言,总体来说,我认为,如下四个大的基本判断应该是没有多少争议的。

 

第一,从内在特征来看,华侨华人社会的特点本质上是一种移民的、重商的和资本主义的特征,发展到今日开放的、跨国的、专业知识驱动型的特征。移民社会是一种时间与空间错位,以及国家与族群异化的生态现实。在权力关系上,华侨华人社会是一个从属社会和少数族群社会,长期处于居留国政治、甚至社会的边缘,被排斥在地方权力中心之外,受制于殖民主义、或土著族群的政治统治之下。

 

所以,华侨华人文化往往表现为一种源于移民社会的边缘性文化。边缘性特征,不是说中国文化的边缘性,而是相对于华侨华人居留地的主流文化而言。无论是早期华侨,现代华人,还是新移民,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的族群身份是无法改变的,其族群认同都是一样的,都是中国移民或是中国移民的后代,在当地人眼中都是“族群华人”(ethnic Chinese)。

 

第二,  从空间的视角来看,三大地区,即港澳台、东南亚和北美的华人,或先或后,一直

是我们侨务工作的重点,也是引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曾几何时,他们都拥有同一个共同的身份标签,即海外华人。上述三大地区、三大群体和三个层面,相互重叠,彼此交集,却又截然不同。

 

港澳台华人,除了血缘关系外,地缘离中国大陆最近,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外资的重要来源,统战和统一的重要对象。但是,港澳台的华人,自九十年代开始,基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已然从海外华人的大范畴中分离出来,单独成为一个系列,以示与华侨华人相区别。

 

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始终是重点中的重点。人口最多,来自闽粤侨乡和五大方言群,移民历史最悠久,经济财力最雄厚。北美地区早期华人移民大部分都来源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华人移民长期遭受政府种族主义极端歧视与排斥。

 

同样惊人相似的是,北美地区华人出国的背景和来源地以及种族主义歧视政策内容性质、出笼、甚至修改的背景,都基本相似。而且,与东南亚华人社会不同的是,北美华人经济与社会地位长期处于社会底层,被孤立、被排斥,最直接的结果和最经典形象是西方的唐人街与华人男性洗衣工。这与当下北美新移民高科技专业人士、高收入、国际化的背景迥然不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自八十年代始,北美的华人分量日益加重,不仅成为新移民的重点输出地,而且是华侨华人最重要的、最先进的高科技人才宝库,成为中国新移民居留的首选地区,日益成为挑战东南亚华社传统重要地位的另外一极。

 

无论情况如何,对中国而言,东南亚和北美的华侨华人始终彼此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国家在制定有关华侨华人政策时,要注意到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大国与周边的适当平衡。

 

第三,  从时间的视角看,三大群体,即华侨、华人、新移民,其身份的承继与变迁,界限

与分野,越来越明显。从华侨到华人,再到新移民,不应该简单地看成是我国侨务工作的重点相应转移,而应该视为侨务工作的对象基础相应扩大。但是,这可能仅仅是相对于海外层面而言。就国内层面而言,可否这么认为:传统侨乡的地位作用发生了变化,侨联作为群众性的人民政治团体其国内的政治基础,即归侨和侨眷,已经或正在发生相应的重要转移。如今,华侨基本成为历史问题,华人基本属于外交问题,新移民大致兼具华侨与华人的双重属性。跨越三大群体的共同纽带是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但是,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对三大类群体而言,各有不同的含义解读,尤其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进一步说,一个永远不变的本质属性是共同拥有、不同解读的华人性(Chineseness), 或者称为中国性,或者称为文化性,或者称为民族性。

 

第四,从工作的层面看,三大层面,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应该一直是侨务工作的主要内容。但是,长期以来,我们侨务工作的重点一直侧重于政治经济层面,而忽视社会文化层面。现阶段侨务工作“反独促统”的政治重要性依然不变,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大业的战略方针依然不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柔性的、非工具化的、长期的社会文化交流与合作,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迫切、越来越常态化。我们最近常讲“华侨华人是中国的软实力”,这是指华侨华人的重要性而言。但是,反过来,在新形势下,如何保持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增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和吸引力,如何练好内功,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上,下力气、花功夫、长本领,真正才是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应对的重要课题,是形成对华侨华人始终具有向心力和吸引力之所在,是广大华侨华人根本利益之所在,是广大华侨华人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大有作为的优势长处之所在,是中华民族实现真正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之所在。

 

三、华侨华人研究

就华侨华人研究而言,这里至少同样有三点基本判断可能与我们的讨论密切相关。

 

第一,海外的华侨华人研究一直日新月异,已经非常深、非常细、非常专业。同样地,让我举最重要的两大地区东南亚和北美为例。二战以来,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一直引领海外华人研究的潮流,也是海外华人研究最热点、最重要、最有现实意义的地区。八十年代后,北美地区(尤其是美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则奋勇直追、蓬勃发展。新形势下,因政治形势的变化,无论是东南亚的华侨华人研究,还是美国的华侨华人研究,都已在地化,分别都纳入了东南亚研究和亚裔美国人研究的范畴。虽然两地华侨华人研究都已在地化,背后都有着大的政治因素影响,但是值得借鉴和肯定的是,它们都是以非常专业化的形式进行的。

 

第二,反观我们中国自己的华侨华人研究,曾几何时,八十年代始,朱杰勤、韩振华、田汝康等前辈学者,周南京、梁英明、丘立本等归侨学者,庄国土、李明欢、李安山等文革后新一代学者为代表,在国内外做得有声有色、可圈可点。在侨史学界,我们硕博研究生队伍培养更是声势浩大、有目共睹。在前辈学者开创的大好局面下,新一代学者如何承先启后、更上一层楼,既是一项重大的使命,也是一项艰巨的挑战。这是因为,我们更要看到,学界再一次经历严重断层的代际更替。归侨学者早在十几年前便已退休;即使文革后成长的新一代学者,譬如李明欢教授,也将于今年退休。近十多年来,虽然我们的专著出版和论文发表数量喜人惊人,但是却不能不承认我们研究的数量远远超越和抵消了质量。例如,侨乡本是我们引以为傲的独有优势,但是即使我们当代的侨乡研究,也是在海外对侨乡研究项目创意的带动和启发下,后来跟进的,而非原生的,或者说是拾人牙慧的。可以说我们也丢失了主动权,无法再做到像战前陈达的经典研究那样拥有自己的话语权。用一句话概括,当下我们自己对海外的华侨华人研究却几乎没有话语权,也许是最好的明证。这并不是妄自菲薄,也不是危言耸听。

 

第三,正确处理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关系。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关系。近年来,国务院侨办难得地资助了一批课题项目,并且纳入了国家社科基金的框架。但是,大批的侨界学者也因此纷纷脱离自己的专业领域,积极向侨办靠拢,纷纷华丽转身,成为千人一面的现实问题、国际问题、热点问题、政策问题、参政议政问题的专家学者。这种釜底抽薪式的发展态势不能不令人担忧,无疑是很难支撑华侨华人研究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侨联领导下的侨史学会课题是否会重走侨办课题的老路,将如何应对如此新形势、新问题,值得警示,值得探讨,值得期待。

 

四、侨史学会

就侨史学会而言,前面一开始我已强调过,侨史学会是一个非常宝贵、非常重要、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平台和架构。中国侨联更是如此,因为它难得地兼具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色彩,然而却是以群众性团体身份对外定位的,因而其群众基础更广泛、更多元,角色职能也更富有弹性和发展空间,尤其是在现阶段的新形势下更是如此。侨史学会,则紧紧依托两大板块:其一,背靠侨联;其二,面向学界。不仅如此,仅侨联大板块下,现成的则有4个可以做大、做强的华侨华人研究机关和文化事业单位,即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中国华侨出版社,以及《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编辑部。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宝贵的平台和架构。

 

我个人一直在憧憬,相信很多学者也都有此同感,如果这些机构在国内外能够发展成为很有学术声望、很高专业品牌的专业机构;如果这些单位成为国内外侨界学者研究非常重视、不能绕过的专业资源;如果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和在建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能够共同建成一个世界级的专业图书馆,广罗古今中外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的图书资料,成为吸引国内外华侨华人学者的中心图书馆;如果能够有一个详实的战略规划,整合这些专业资源,提升专业品牌,那么,上述4~5个专业机关,不仅将成为中国侨联做大做强、可持续发展的非常重要支撑实体,而且成为实现侨史学会制度化、可持续发展的非常有效的战略举措。反之,在不远的将来,这些机构则随时有可能被弱化、被边缘化、甚至被虚化的危险。如此,在战略上,则不仅对国内外华侨华人学界,而且对侨史学会,甚至对中国侨联本身的长远发展,都将是很不利的,也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概而言之,为了共同推进华侨华人研究事业,如何更好地发挥侨史学会这个金字平台功能,如何紧紧依托中国侨联机构的硬实力和华侨华人研究学界的软实力,如何有效地整合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中国华侨出版社、《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编辑部,以及我们期待成立专门收藏华侨华人研究的世界级专业图书馆,如何有步骤、有计划地推出几项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重点研究工程计划作为侨史学会的精品展示,如何加强与大学之间的教学科研合作、积极培养人才队伍,以及在侨史学会架构下如何尽早建立各个有效的功能性委员会等等,将是新形势下我们面临的宝贵机遇和重大挑战。

 

为了侨史研究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侨史学会需要加强领导,避免简单行政化的方式管理侨史学会,坚持学会的专业化、自主性发展原则宗旨,充分调动学者的积极性。坚持面向全国、面向海外的开放战略,凝聚海内外侨史研究学者的共同平台,共同做好华侨华人研究,我深信,这是中国侨联、侨史学会、侨史学界三方的共同愿望和最大利益,也是侨社侨界的最大利益,因而也是最大的政治。

 

 

(本文作者系网上有哪个平台快三教授,兼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主任暨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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